商标侵权的认定之难
制假厂商屡打不绝的另一原因，在于制假售假行为的违法犯罪成本低，以及“假货”的法律定义边界复杂。
何为“假货”?在法律规制范围内的是哪些“假货”?
广义上的“假货”分为假冒商品和伪劣商品。按国际惯例与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给出的“假货”定义，一般侧重指商标侵权类型。
中国《商标法》对商标侵权的情形有详细的规定，比如“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范畴。这一类型即常说的“假冒商品”。
根据中国《产品质量法》，生产、销售的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这几种情形被明令禁止。这多指“伪劣商品”。
这两种类型的违法行为常常交叉发生，假冒和伪劣往往相伴相生。
《商标法》和《产品质量法》对违法行为均有罚则，工商行政、质监等行政执法部门可对违法者进行勒令停产、没收、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等不同等级的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严重情形，移交司法部门处理。
而制售伪劣商品或假冒注册商标侵权情节严重的，被纳入《刑法》考量。
不过，商标侵权的界定存有难度，许多商人便在这方面动脑筋。
安福电商城内，有众多与正品商标似是而非的自主品牌批发商——有以加粗、变胖、割裂三条纹为标志的“阿迪达”;有让耐克钩中长尖或由白变黑的“轻概念”;以及虚化N字和内中添星的多种美国“纽百伦”与“新百伦”。
深圳市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郑雄向《财经》记者介绍，判定两个商标是否近似的因素较多，包括两商标文字的字形、读音、含义或者图形的构图、着色、外观等是否近似。这些判断存在主观性，如果商标局的审查员认为消费者足以进行区分，这种商标就可获得注册。
某运动鞋批发商前台人员龚林娜说，为防止监管者打击，他们会事前咨询专业的知识产权律师，为自主品牌设计logo和命名规避法律风险，因为拥有审批资质，对这类商家，执法者无法以打假名义进行直接查封。
电商平台对售假行为的责任主要表现为商标侵权纠纷，侵犯著作权和专利权案件次之。
对商标的不规范使用、近似使用或商标与厂名冲突等侵权问题，电商平台不一定具有实质性审查判断的能力和资格。只有品牌权利人或司法机关通过鉴定才能认定。
至于货品的抽检系统，平台上的商品往往是上亿量级，以有限的人力和技术，无法核查所有假货商品在线上的流通。
当然，假货横行背后的执法不严、地方保护等都是老生常谈的问题。
中国“打假”的法律法规并不像美国和欧洲等国家的惩罚力度那么大，被判刑的制、售假者只占少数。
2月27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公开信称，去年全年，通过权利人举报、消费者投诉、抽检以及平台治理大数据模型体系主动防控，共认定和处理制假售假案件线索4495条，案值均高于目前《刑法》所规定的5万元起刑标准，执法机关接收线索1184条，但截至当时，通过公开信息能确认已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刑事处罚比例不足1%。33例案件中，47人被判刑，其中37人被判缓刑，只有10人被判实刑。
另外，法院对有关商标侵权案件做判决时，判赔率和判赔额度普遍偏低。
据互联网法律服务机构无讼法务数据统计，在525件2016年引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件中，涉及假货的有39件，其中判赔1万元以内的案件数占比58.97%，网购假货案中最高判赔金额为20余万元。
现实中，权利人很少对商标侵权举报，主要是举证难、维权成本高。
发现侵权行为后，自行取证时需寻求第三方机构对涉嫌侵权商品公证，才能作为有价值的证据提交法院。权利人经常遇到第三方公证人不愿一同外出办案取证;或者公证机关愿意处理，但处理时间排至半年甚至更久之后。
如果公安机关出力调查相对容易，但案件达不到刑事立案标准时，公安机关不会介入。
取证难还表现为购买商品时，很多商家不开发票，使得证据难以保全。
“有效的办法是让造假售假的人被罚得倾家荡产、心生畏惧。”业内一位打假专业人士认为，对商标侵权者的低判罚，让侵权人有了更大的投机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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